精神病学病例报告

PDF
精神病学病例报告/2019/文章

病例报告|开放获取

体积 2019 |文章的ID 4576842 | https://doi.org/10.1155/2019/4576842

金山美子,林田舞子,桥冈贞行,宫冈刚,稻垣正敏 减少梭状芽胞杆菌精神分裂症患者电休克治疗后肠道菌群的丰度",精神病学病例报告 卷。2019 文章的ID4576842 4 页面 2019 https://doi.org/10.1155/2019/4576842

减少梭状芽胞杆菌精神分裂症患者电休克治疗后肠道菌群的丰度

学术编辑器:迈克尔·克鲁格
收到了 2018年11月13日
修改后的 2019年1月17日
接受 2019年2月11日
发表 2019年2月25日

摘要

肠道菌群与各种疾病病因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但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我们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服用电休克药后肠道菌群的变化放射疗法(ECT):一名59岁女性在17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自诊断以来一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梭状芽胞杆菌,占86.5%的菌群,经14次ECT治疗后下降至72.5%乳酸菌从1.2%提高到5.5%拟杆菌从9.1%上升到31.5%。以前的研究表明梭状芽胞杆菌与健康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spp增加梭状芽胞杆菌经药理学治疗后减少。我们的报告是第一个关于接受ECT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梭状芽胞杆菌阐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和潜在的治疗机制可能是有益的。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介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但其病理生理学和治疗机制尚不清楚。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群对各种生物学功能和疾病发病机制的影响日益明显[1- - - - - -3.],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4- - - - - -7,已被调查。许多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调节大脑活动,并影响行为过程。然而,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菌群特征的研究结果却不太一致[5].

几个细菌属,包括梭状芽胞杆菌拟杆菌,乳酸菌作为研究对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之前的三项研究发现梭状芽胞杆菌与健康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菌群更为丰富[8- - - - - -10,尽管一项研究报告了相反的结果[11].一份报告表明梭状芽胞杆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丰度下降[9].然而,没有研究调查精神分裂症患者电休克治疗(ECT)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在此,我们报告一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ECT治疗后,其肠道菌群的变化。

2.个案介绍

一位59岁的女性在17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自诊断以来一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她没有酗酒或滥用药物的历史。57岁时,她进入紧张症状态,对几种抗精神病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有耐药性,随后被送往另一家精神病院。她出现妄想、幻觉、严重紊乱和紧张性行为,阴性症状持续6个多月。在血液检查、神经系统检查、头部核磁共振(MRI)检查中,她没有表现出器官疾病的症状。因此,我们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版本(DSM-5)。在ECT术后一年的随访中,她没有任何表明器官疾病的症状,她的诊断保持不变。此外,她还表现出木僵、感觉迟钝、蜡质柔韧性、消极性、习性、刻板印象、不受外界刺激影响的激动和回声。因此,我们根据DSM-5诊断她紧张症。没有进行脑电图和脑脊液分析。因此,自身免疫性NMDA-R脑炎和潜在相关病毒感染(如疱疹、流感)尚未被充分排除。

2年来,她每天服用9毫克利培酮治疗严重症状,无发热反应或肌酸磷酸激酶(CPK)增加;因此,她继续服用利培酮治疗严重症状。氯氮平不能服用,因为她的白细胞计数太低。未观察到细胞减少、感染或血液疾病的其他症状。她没有器官疾病的症状。我们怀疑抗精神病药物影响了她的血细胞计数,但我们确定细胞计数没有临床意义。即使在接受ECT治疗后,她的白细胞计数也没有变化。

此外,多年来,她在ECT期间和之后每天服用1.2克氧化镁和36毫克sennoside治疗便秘。她的泻药没有改变。我们没有使用内镜等先进方法排除消化器官疾病。相反,我们临床判断便秘是由于药物和生活习惯的不良影响。她没有肠梗阻或引起完全自主神经异常的疾病。

在入院后1个月(给予ECT前一天)和最后一次ECT治疗后2天采集患者粪便。排便后立即收集粪便,置于-20℃以下保存至分析。采用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法(Techno Suruga Labo Co. Ltd, Shizuoka, Japan)分析肠道菌群的细菌组成。她的精神症状也被评估使用简短精神病学评定量表(BPRS)和布什-弗朗西斯紧张症评定量表(BFCRS) [12].我们认为她缺乏提供知情同意的能力;因此,她的父亲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发表和本协议经岛根县大学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no。20160727 - 1)。

根据日本神经精神病学部门的电痉挛治疗(ECT)推荐修订版,我们进行了14次ECT治疗(每周3次),该建议是由美国心理协会(APA)的治疗指南翻译而来。ECT治疗次数在第10次时重新评估,并继续进行。我们使用硫喷妥钠或氯胺酮作为麻醉剂,并在电击治疗的早晨停止了她的早餐。ECT治疗后,BPRS评分从83降至65,BFCRS评分从51降至28。此外,她的肠道菌群在ECT前后也有所不同。梭状芽胞杆菌从86.5%降至72.5%乳酸菌从1.2%提高到5.5%拟杆菌从9.1%增加到31.5%。

3.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到梭状芽胞杆菌资源的丰富和增加拟杆菌乳酸菌丰度等。因此,与以往对肠道菌群的药理学研究相比,ECT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似乎都减少了肠道菌群的数量梭状芽胞杆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菌群中至少三项研究[8- - - - - -10报道说梭状芽胞杆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比健康人的更丰富。我们的报告是首次报告接受ECT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我们的结果与Yuan等人(2018年)的结果一致。Yuan等人发表了唯一一份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24周利培酮治疗前后肠道微生物群变化的研究[9].

我们还观察到乳酸菌拟杆菌后增加等。然而,在健康个体中这些菌群的差异以及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它们如何变化的问题上没有共识[9- - - - - -11].

鉴于关于减少的一致结果梭状芽胞杆菌在药物治疗和ECT治疗后,我们考虑了三种可能性。首先,电痉挛疗法改善了患者的精神症状梭状芽胞杆菌由于精神症状的缓解而减少。第二,电痉挛疗法改善了患者的精神症状,独立地减轻了症状梭状芽胞杆菌丰富。第三,ECT直接降低梭状芽胞杆菌通过改变自主神经系统和/或免疫系统来丰富,而这种减少梭状芽胞杆菌减轻了精神症状

虽然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我们对第三种假设感兴趣。有几项研究支持第三种假设,即ECT的治疗作用机制与自主神经有关[1314和免疫系统[15- - - - - -17].一些研究也报道,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增加肠道通透性、肠道儿茶酚胺受体或各种其他现象(如抗原-抗体反应)来影响自主神经和免疫系统[4- - - - - -61819].对这些假说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阐明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和治疗机制,例如,通过免疫、自主或其他机制或病理生理学;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病例报告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病人的饮食可能影响了结果。然而,从她55岁入院到最后一次ECT治疗期间,她的饮食只发生了轻微的变化。她吃(20.21]、肠和运动[22根据她的医疗记录,除了在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早晨不吃早餐外,她的饮食内容和数量、排便时间和形式、日间活动量等方面的习惯在电休克治疗前后保持不变。此外,一些报告表明,饮食引起的肠道菌群变化相对较小[20.23].然而,这种饮食的影响还不清楚,需要更多的研究。

第二,病人服用的药物可能影响了结果。然而,她的药物细节在ECT前后(两年)保持不变。此外,对于麻醉,麻醉是如何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一次使用麻醉剂时没有发生抽搐,医生将麻醉剂改为氯胺酮。在日本,异丙酚是第一种麻醉剂,但这种药物会增加癫痫发作的阈值。在癫痫发作阈值高的情况下,使用氯胺酮是因为它不会提高癫痫发作阈值。患者没有抑郁症状。尽管氯胺酮可能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比如乳酸菌24,麻醉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此,观察到的肠道菌群变化是否与ECT有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发生或其他现象仍不清楚。

第三,重复的粪便测量可能有更多的信息。然而,采集更多的粪便样本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一个限制。

因为之前的研究报道过梭状芽胞杆菌在药物治疗后,丰度降低了,因为这个病例显示了梭状芽胞杆菌等之后,梭状芽胞杆菌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机制和/或病理生理学有关。由于这是一个病例报告,这应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利益冲突。

致谢

作者感谢岛根县医科大学精神病学部门的所有医生和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ECT方面的帮助。作者还感谢了来自Edanz集团的Traci Raley, MS, ELS,www.edanzediting.com/ac),为编辑本手稿的初稿。

工具书类

  1. J. K. Goodrich, J. L. Waters, A. C. Poole等人,“人类遗传学塑造了肠道微生物群,”细胞第159卷第1期4, pp. 789-799, 2014。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 P. J. Turnbaugh, R. E. Ley, M. Hamady, C. M. Fraser-Liggett, R. Knight, J. I. Gordon,《人类微生物组项目》,自然,第449卷,第7164号,第804-810页,2007年。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3. J. Qin, R. Li, J. Raes等人,“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建立的人类肠道微生物基因目录”,自然,第464卷,第2期。7285,页59-65,2010。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4. E. G. Severance, K. L. Gressitt, A. Alaedini等,“膳食抗原的IgG动态表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脊液屏障或流动功能障碍,”大脑,行为和免疫, vol. 44, pp. 148-158, 2015。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5. E. G. Severance, E. Prandovszky, J. Castiglione, R. H. Yolken,《精神分裂症的胃肠病学问题:为什么肠道很重要》,目前精神病学报告,第十七卷,第二期5, p. 27, 2015。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6. T. T. Nguyen, T. Kosciolek, L. T. Eyler, R. Knight,和D. V. Jeste,“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微生物组研究综述和系统综述”,精神病学研究杂志,第99卷,第50-61页,201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7. T. G. Dinan, Y. E. Borre, J. F. Cryan,《精神分裂症基因组学:是时候考虑肠道微生物群了?》《分子精神病学》第19卷第2期12, pp. 1252-1257, 2014。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8. 沈耀荣,徐俊杰,李志强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分析及作为生物标志物的辅助诊断:一项横断面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第197卷,第470-477页,201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9. 袁小平,张鹏,王颖等,“新生体重正常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利培酮治疗24周后代谢和微生物群的变化”,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2018.视图:谷歌学术搜索
  10. Y. He, T. Kosciolek, J. Tang等,“对超高精神病风险受试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和磁共振波谱研究可能支持膜假说,”欧洲精神病学,第53卷,第37-45页,201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1. T. T. Nguyen, T. Kosciolek, Y. Maldonado等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受试者肠道微生物组组成的差异,”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201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2. G. Bush, M. Fink, G. Petrides, F. Dowling和A. Francis,《紧张症》(Catatonia)。一、评分标准和标准化考核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第93卷第5期2,页129-136,1996。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3. D. M. dhosche,“迷走神经提示对紧张症和电痉挛治疗”,杂志等,第30卷,第2期2, pp. 111-115, 2014。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4. S. Laye, R. M. Bluthe, S. Kent等人,“横膈膜下迷走神经切断术阻断对外周LPS反应的小鼠大脑IL-1 β mRNA的诱导,”美国生理学杂志-调节、综合和比较生理学第268期5, pp. R1327-R1331, 1995。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5. B. J. Miller, P. Buckley, W. Seabolt, A. Mellor,和B. Kirkpatrick,“精神分裂症中细胞因子改变的荟萃分析:临床状态和抗精神病作用,”生物精神病学,第70卷,第2期7, pp. 663-671, 2011。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6. E.M.van Buel、K.Patas、M.Peters、F.J.Bosker、U.L.M.Eisel和H.C.Klein,“电休克疗法的免疫和神经营养素刺激:到底需要一些炎症吗?”转化精神病学, vol. 5, p. 609, 2015。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7. P. B. Rosenquist, B. Miller,和A. Pillai,“ECT的抗精神病作用:可能机制的综述,”杂志等,第30卷,第2期2, pp. 125-131, 2014。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8. P.P.E.Freestone、S.M.Sandrini、R.D.Haigh和M.Lyte,“微生物内分泌学:压力如何影响感染易感性,”微生物学的趋势,第16卷,第5期。2,页55-64,200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19. M. T. Bailey和J. F. Cryan,“微生物组作为大脑、行为和免疫的关键调节器:对2017年命名系列的评论,”大脑,行为和免疫, 2017年,第66卷,第18-22页。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0. G.D.Wu,J.Chen,C.Hoffmann等人,“将长期饮食模式与肠道微生物肠道类型联系起来,”科学,第334卷,第2期。6052, pp. 105-108, 2011。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1. p·w·奥图尔和i·b·杰弗瑞,《肠道微生物群与衰老》,科学,第350卷,第6265号,第1214-1215页,2015年。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2. S.F.Clarke、E.F.Murphy和O.O'Sullivan,“运动和相关的饮食极端对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肠道,第63卷,第2期第12页,1913-1920,2014。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3. E. K. Costello, C. L. Lauber, M. Hamady, N. Fierer, J. I. Gordon, R. Knight,“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人体栖息地的细菌群落变化”,科学第326期5960,第1694-1697页,2009。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24. B. Getachew, J. I. Aubee, R. S. Schottenfeld, A. B. Csoka, K. M. Thompson, Y. Tizabi,“氯胺酮与大鼠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与其抗抑郁和抗炎特性的相关性”,BMC微生物学第18卷第2期1,第222页,2018。视图:出版商的网站|谷歌学术搜索

版权所有©2019 Kanayama Misako等人。这是一篇发布在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允许在任何媒介上不受限制地使用、传播和复制,但必须正确引用原作。


更多相关文章

PDF 下载引文 引用
下载其他格式更多的
订单打印副本订单
的观点1594
下载720
引证

相关文章

年度文章奖:2020年杰出研究贡献,由我们的主编评选。阅读获奖文章